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，兄妹三人，为了改变现在的现状，我父亲把希望寄托在了我们兄妹三人身上，我排行老二，前面还有一个大哥，可以说是他在我们前面为我和俺妹子遮风挡雨，成为了我儿时一个坚不可摧的墙。

我哥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，比我大4岁。我妈怀他时，感染病毒，无钱医治，他生下来，就患有严重的眼疾，一只眼几近失明。因家庭贫困，求医无门，直到娶亲成家，他那只眼也没有做成手术。但，这并不妨碍他是个聪明的人。他记性非常好，成绩也优异，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，一直是我望尘莫及的对象。以至于教过他也教过我的乡村老教师，每批改我的卷子时，都叹口气说：“你的成绩要是像你哥，就好了。”

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自到乡里读初中，我哥的成绩就一落千丈。可能是怕人笑话他有眼疾，也可能是想证明自己很厉害，他和一帮男生混到一起，打群架，玩游戏，做坏事，被老师列入坏孩子的黑名单。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把他从学校带回来，关在西厢牛屋里含泪用皮带狠狠抽下去。不思悔改的我哥，硬是不哭不喊不求饶，从此和校园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

15岁时，我哥就随村里的打工队，去北京建筑队盖房子。干了一年，过年回来时，发工资的老板走到他跟前，忽然宣布：没钱了。我哥从北京一路哭到家，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帝都。如今他40多岁了，依旧遵守着这个诺言。

17岁时，我哥去了广州。此后20多年间，一年365天，他有350天在广州打工，有10多天回老家过年。哪怕结婚娶亲，哪怕儿女出生，也不例外。他干的活儿，就是往大小不一、档次各异的包装箱盒上印宋体字。尽管，他辗转多个厂，下过不少力，受过不少气，甚至因工伤险些残废，到头来并没有挣到什么钱。最大收获的，是他在老乡聚餐时认识了相貌端庄、勤俭持家的我嫂子，然后生下健康可爱、留守在家的一双儿女。

39岁那年，打工漂泊22年的我哥，忽然宣布：不愿再受资本家的剥削，要自己当家作主做老板。他和我嫂子来到郑州，租了一家小的不能再小的门店，投身户外广告制作的大军。创业比打工更难，哪怕是一家小店。多少个夜晚，我办事回来，或无聊刷屏时，都能从他朋友圈动态里看见这么一句无奈的说说：“深夜11点，还没吃晚餐。”

每当这时，我就想问问他，当初宁愿被我爸关在牛屋挨打也不愿回学校读书的那个决定，到底对不对。人生没有后悔药。所以，今年我哥很拼。为如约把货送到，他曾在电梯停运的深夜，扛着几十公斤的展布爬到20楼；为拉拢一个客户，他曾赔本不赚钱帮人忙活好几天。甚至为了打点关系，他把我送给他的上等茶叶，转手送给了中间人。像当年一样倔强的他，一直在坚持着赚更多钱，过更好的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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